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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价值的鉴定也是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的艺术创造性(特美的符号性)、历史文化性,以及特性、稀有性的认定。国画(宣画):即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薛宣林定性)
不懂鉴定就不懂书画。中国书画的临摹伪造自古就有,书画发展史一千多年,也就有一千多年的书画伪造史。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为了各种目的而出现的书画复制品。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繁荣,书画交易市场发达,书画造假猖獗,商贾公然造假,画家参与造假,名家容忍造假。造假作品流传至今,更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如不懂得鉴定,不识优劣,爱之弥深,误之弥深。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正规字画鉴定机构书画历来反映着从帝王以至有产的爱好。这些收藏者为了对书画留下经过自己收藏的痕迹和欣赏者的寄情翰墨,往往在书画上印上自己的印章或加上题跋,或者再将书画的内容如尺寸、款识、印章、题跋等等详尽地作了记录,编成著录。这些书画从甲转到乙,从前代转到后代的递相流传,层出不穷地又在上面频添了多少印章或题跋以及著录书,使这些书画经历了多少年的沧桑,昭示了它的流传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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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 顾闳中 宋摹本 局部
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鉴别印章的办法是核对,怎样来核对?先把已经被承认是真的印章作为范本,与即将受鉴别的印章,从它的尺寸、篆法、笔划的曲折、肥瘦、白文或朱文来进行核对,要与范本的那方丝毫不爽这就是真的,如有出入,这就是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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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练图》 唐 张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与作者的年龄、生卒年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证。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临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辩的铁证。
题款:以书画的题款作为鉴别的主要依据,只要认为题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证据来论定真伪。
如从以上方面对一幅古书画进行鉴定,即使不确定该作者的笔墨特征,也能从容自信面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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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