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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鉴定家这种朦胧的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那就是“眼的印象”，即鉴定家在接触到一件古书画作品时，顷刻之间所作出的综合判断。人的大脑是一架活的电子计算机，平时不断储存信息资料，一旦需要，就会输出有关的信息资料，以提供选择和分析，迅速作出初步的判断。如，在书画鉴定中，忽然碰到一件明代书画家文徵明的作品，鉴定家的大脑在顷刻之间，就会把自己过去所看到过的文徵明作品的真迹和伪品，他的印章和款识，笔法特点和习惯，甚至其师友、子侄、门生的作品样式，及有关的纸或绢的陈旧状况等，都会在一闪念间涌现出来，和眼前的这幅文徵明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作出初步判断，也就是形成了“眼印象”。由于人脑在快速提供信息资料时，其图像是模糊的，甚至是一种潜意识，因之“眼印象”的初步判断是感性的、不稳定的，而且随着进一步的观察会很快地消失。所以“眼印象”具有朦胧性特征，如烟如雾，飘忽不定，似有若无，难以捉摸，很像是一股“气”。其实这股“气”不是别的，正是被鉴定对象的某些本质特征在鉴定家头脑中的显现和浮动。“望气”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地去捕捉住这“眼印象”。如果我们从认识过程的这一角度来理解“望气”，那么它既有感性认识也有理性认识的成分在内，因此“望气”作为传统鉴定经验的方法之一，是有可取之处而值得加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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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眼印象”极为重要，不可轻易放过。“眼印象”是在简单粗略的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判断，具有整体认识的合理性和敏锐感。从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来讲，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将各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加以整体认识，才能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书画鉴定的目的，就是要拨开重重迷雾和假象，达到知真伪、明是非，因而也同样需在各个部分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整体认识，才能做到判断的准确性。抓住了“眼印象”，不轻易放过，就可以牢牢把握住整体观念，避免以偏概全。“眼印象”具有认识的模糊性特征，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之中，模糊现象或模糊概念、模糊判断等普遍存在，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它的科学价值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探讨中，有人认为，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还有人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崇尚整体和综合，并指出这种认识缺乏由模糊思维向思维转变的缺点等。如果这些理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想，以“眼印象”来解释传统书画鉴定的“望气”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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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有两类，除了收藏印章之外，还有一种是书画作者自己的印章。通过这种多种印章来作决定。鉴别的主要依据是作家的印章，作家的印章真，说明了书画的可靠性，它亲切地在为自己的书画服务。收藏印章真，通过了流传的来证实书画的可靠性，一重，两重，书画本身的真实性，就稳如泰山了。
从装裱形式来辨别书画的真伪

装裱与书画本身的关系要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个时代的绫、锦，其花纹、色泽多不相同，装裱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的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这就必然同装裱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如的宋“宣和装”，故宫博物馆藏的梁师闵《芦汀密雪图》是个较典型的例子：玉池用绫，前、后隔水用黄绢，白麻笺作拖尾，连本身共五段。玉池和前隔水之间盖“御书”葫芦印，前隔水与本身之间盖双龙玺及年号玺各一，本身与后隔水之间盖年号玺二，拖尾上盖“内府图书之印”，共用七玺。“宣和装”虽有例外，但这是比较标准的格式。不少赝迹上的伪宣和玺，往往是漫无规律，乱打乱盖。金章宗也用七玺，染清标常在前、后隔水上用两印。乾隆用五玺、七玺、八玺、十三玺不等。这些都各有他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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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 《六十自涛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我们根据这两件作品，都可以推算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这两件作品都是石涛五六十岁时所作，取的是整数，按一般写文章的习惯是可多可少的。近看到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未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先生句作画"。按"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上推56年则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日期。
历代帝王年号、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识，对于书画的正确鉴定，往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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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的年号在开始或终结时，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而是相互交叉的。某个皇帝死了，又换了个新皇帝，有的就改了元，即换了年号，也有些当年并没有改元，依然沿用旧的年号。例如：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死的，八月朱常洛（光宗）做了皇帝，改元泰昌，仅一个月就死了，九月朱由校（熹宗）做了皇帝后就没有改元，直到下一年（1621）才改元为天启。我们从某些书籍上看，万历只有47年，泰昌仅有一个月也被算成一年。又如：朱由检（毅宗）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死的，但有的书籍上把这一年算作清代顺治元年。
我们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均是符合逻辑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日，同样是符合逻辑的，例如：杨铉《临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卷的款写为："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时崇祯十七年春月也。"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16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